當時大部分的德國百姓，對於納粹也是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然而，原本中立的德國人受到群體的壓力，不敢站出來指正納粹的扭曲價值觀，更別說施予猶太人一絲憐憫的眼神。
這本書有太多值得思考的議題，尤其「灰色地帶」這個章節，讓我從歷史中體會人性的掙扎。在此，我想把這本書的一些文字記錄下來，假如下一個希特勒真的出現了，我希望透過這些文字來喚起自己的良知。
- 人的記憶是令人驚嘆，卻又極靠不住的工具。存在我們體內的記憶並非銘刻在石板上，他不但容易隨著時光流逝而消蝕，更常常會結合了外來的元素而改變，甚至成長。極少記憶能夠抵抗所謂的生理性記憶退化。
- 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所成長的環境，讓我不可能有不同的作法。就算我沒做，其他人也會取代我的位置，做出同樣的事，而且更為嚴酷。
- 這些決定不是我們做的，因為我們成長於其中的政體不允許自作主張。這些決定是別人為我們做的，而且我們自主決定的能力已經被剝奪，所以也只能聽從別人的決定。因此我們不必負責，也不應該受懲罰。
- 一個人如何長期在公開場合說謊後，最後在私底下也說謊，甚至對自己說謊，為自己建構起一個得以安心的真相，以求得平靜的生活。
-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這項傷害尚未在我們身上或周圍留下實質的痕跡或永久的空虛時，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愚勇，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很樂意遺忘已經痊癒的嚴重病痛。
- 我們同樣慣於簡化歷史。但歷史事件的排列並不一定只有單一明確的模式。但或許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會性動物，因此強烈地需要劃分「我們」與「他們」，也就使朋友／敵人這種二分法遠遠凌駕其他歷史分析模式之上。這也許就是許多觀賞比賽，如足球、棒球與拳賽等，廣受歡迎的原因。場中對抗的是兩個立場截然劃分、清晰可辨的隊伍，而比賽最後則會產生勝利者與被征服者。如比賽結果平手，觀眾難免會覺得失望，被騙。
- 特權的崛起，其實不只在集中營裡，在所有人類群居社會哩，都是一種帶來痛苦卻永恆存在的現象，只有在烏托邦裡才可能缺席。
- 在所有環境，所有關係中，都存在犧牲者／劊子手的相對動力，這種動力表現的清晰程度不一定，而且通常都存在於下意識層面。
- 做這種工作，要不是第一天就發瘋，就是會逐漸習慣。
- 當然我可以自殺或讓自己被殺，但我想活下去，我想要報酬，而且活著作證。不要把我們當成野獸，我們就跟你們一樣，只是比你們不快樂許多。
- 如果我們必須，而且也能夠感受所有人的痛苦，那我們將難以生活。
- 我也不安地記得，對於其他人的要求，我更常有的反應是不耐煩的聳聳肩，而此時正是我在集中營裡待了將近一年，已經累積了許多經驗之後，我也深刻吸收了這個地方的最高原則，就是你務必先照顧自己。在我見過的描述中，這個原則在Ella Lingens-Reiner所寫的《恐懼的囚犯》中，表達的最坦白：「我怎麼能在奧茲維茲生存？我的原則是，首先考量是我，第二考量是我，第三考量是我，再來是什麼都不管，再來還是我，然後才是其他人。」
- 好幾個月之後，解放後有一次在白俄羅斯，他很突然地對我說：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沒有我？這是因為此時「文明的」道德標準重新浮現了。丹尼爾如今已經過世，但在我們這些生還者充滿難友情感的聚會上，當初沒有與他分享的那杯水，將它排除在外的那項舉動，一直阻擋在我們之間。這層阻隔我們的透明幃幕雖然始終不曾被點明，卻清晰可辨、代價高昂。
- 或許感到羞愧，是因為自己取代了別人而生還？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體貼、有用、聰明，比你更值得生還的人？你無法阻擋這種感覺，你檢視你自己，檢討自己的記憶，希望找回所有記憶，希望沒有任何記憶被掩蓋或被扭曲。不，你找不到自己任何明顯的罪過，你沒有篡奪任何人的位置，你沒有打過任何人，你沒有接受任何職位，你沒有竊取任何人的麵包；然而你還是無法排出這類可能。這不只是依種假設，而是如陰影一般壟罩的嫌疑：每個人都是殺了自己兄弟的該隱，每個人都篡奪了鄰人的位置，取代他而活下來。這是一種假設，但他啃噬著我們。
- 他來自義大利的利維諾，是一位碼頭工人，他到集中營之後立刻就死了，因為他到的第一天，就在遭受到第一拳後，立刻回以拳頭，結果被三名「卡波」聯合殺死。這些人，還有數不清的其他人都死了，他們的死，不是因為勇氣不足，正是因為太有勇氣。
- 十六世紀英國詩人John Donne適切或不適切地被引述無數次的著名詩句已經清楚說出這種感受：「無人是孤島。」每一聲喪鐘都是為每一個人而響。但是依舊有些人面對自己或他人的罪惡時，會轉頭過去假裝沒看見，企圖覺得自己與罪惡無關。這一切在也不能滌清，他將會證明，人，人類，也就是我們，有潛力製造出無限量的痛苦，而痛苦是唯一可以無中生有的力量，不需付出代價，不須努力嘗試，只要不看、不聽、不行動就可以完成。
- 他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他不懂希伯來語，不了解希伯來文化，也不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宗教上它是不可知論者。他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建構起一個原本沒有的身分認同，那將是欺騙偽裝。任何人如果沒有誕生於猶太傳統中，就不是猶太人，也無法輕易變成猶太人。所謂傳統，必定是傳承而來，是數百年累積的產物，不能靠後天編造出來。但是要生存，就必須要有身分認同，也就是尊嚴。
- Jean Amery接受迫於接受猶太文化，純粹出於尊嚴，沒有其他理由，但身為猶太人，他注定「不論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受到一種不會引起極大痛楚但最終必定致命的病痛折磨。」
- 難以接受的則是來自同為俘虜的暴力，因為出乎意料而且無規則可循。文明人通常不曉得對這種暴力該如何回應。而且，我們或許可以在勞動工作中找到一些尊嚴，甚至在最沉重的工作中也一樣。我們可以適應勞動，甚至視其為某種粗操的苦行修道形式，或視個人性情不同，還可能從中體會康拉德崇尚的「自我磨練」，測試自我極限。這一切確實讓人感覺困乏，有如退化到孤寂的，缺乏教導與愛的嬰兒時期。
- 我必須承認我曾經感受到屈服的誘惑，渴望在祈禱中尋求庇護。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某一刻，我突然清晰意識到死亡近在眉睫。當時我全身赤裸，擠在同樣赤身裸體的同伴中間，手上握著個人資料卡，排著縱隊等待經過「委員」面前，由他在隨意一瞥間決定我應該立刻進入毒氣室，或者身體還夠強壯，可以繼續工作。有一刻我強烈感覺到需要尋求幫助和庇護。但儘管我如此痛苦，平靜的心情卻隨即佔了上風。你不能在比賽即將結束時改變遊戲規則，尤其不能在你快輸的時候。這種情況下開始禱告的人不但荒謬，而且褻瀆、下流，是沒有信仰的人所可能做到的最大不敬。
- 死亡在奧茲維茲是瑣碎、官僚，每天發生的例行公事。沒有人對死亡加以評論，沒有人「以淚水撫慰」死亡。面對死亡，習慣死亡時，文化與無文化的界線消失無蹤。艾莫瑞說既然死亡是既成事實，於是大家在不會想自己是否會死，而是想會「如何」死：「有人討論毒氣室的毒藥要多久才會發生作用，有人臆測注射分而死亡有多痛苦。你應該期望頭顱上遭到重擊而死，還是在醫務室衰竭而死？」也許我因為我比較年輕，也許因為我比他無知，或比較缺乏意識，或不如他受人注意，我幾乎從來不曾花任何時間思考死亡。有太多事情讓我忙碌，搜尋一點麵包，避免勞累的工作，修補我的鞋子，想辦法偷一把掃帚，或全是身邊的跡象與臉孔。生命的目標是對抗死亡的最佳防禦，而且在集中營外也是如此。
- 「為什麼你不逃跑？為什麼你不反叛？」對於這些問題，第一個評論以及詮釋，就是太過樂觀。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因為人必須先應付其它更迫切的需求，包括對抗寒冷、飢餓、疾病、寄生蟲、動物和人類的侵襲後，才可能自然感受到對自由的需求。
- 回到祖國的蘇聯戰俘既不會得到治療也不會得到救贖。如果他設法逃脫而重新加入戰鬥，會被認為是罪無可赦，因為他當初就應該戰死而非投降，而且他既然曾經落入敵人手中，就必然有與敵人勾結的嫌疑。
- 與逃犯同國籍的俘虜、逃犯的朋友，或附近床位的俘虜，都會受到刑求逼供然後處死。事實上，逃跑非常困難，因此逃犯幾乎不可能沒有共謀者或者在準備時不被注意到。他同房的俘虜，有時是全營的俘虜，都必須無限期站在點名廣場上，有時後甚至站上好幾天，在雪中，雨中，或熾熱的太陽下，直到逃犯被找到為止，不論死活。
- 別人的經驗跟我們自己的經驗，在時間、空間或性質上距離越遙遠，這種情況就越明顯。我們都不免將別人的經驗與自己「相關的」經驗相比擬，好像奧茲維茲裡的飢餓就如同平常少吃了一餐的飢餓，好像從特瑞布琳卡逃跑就如同從任何普通監獄逃跑一樣。隋我們距離所檢視的史實越來越遠，這道鴻溝就越形擴大，而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填補起這道鴻溝。
- 「要死也要死在祖國。」這種精神與其說是主動的愛國主義，不如說是定居的、戀家的習性。事實上確實許多警示屠殺即將來臨的徵兆，但在最後一刻來臨之前，在納粹沿街一戶戶入侵之前，大家都能夠設法否認種種跡象，忽視可能的危險，編造出各種容易相信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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